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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梁小虹在接受中新社专访时透露,“现在我们正在积极拓展非洲国家市场,正在和有关国家接洽,争取今年能有所收获。”中新社发 万淑艳 摄
 
中新社北京3月7日电 (记者 万淑艳)“现在我们正在积极拓展非洲国家市场,正在和有关国家接洽,争取今年能有所收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梁小虹7日在北京向中新社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份国际商业发射任务单。
 
自1987年中国长征二号丙火箭为法国马特拉宇航公司进行商业发射开始,中国航天“走出去”已历经27年。“期间,中国航天先后完成39次国际商业发射,共成功发射40颗卫星;完成7次搭载服务,共搭载了9颗小卫星;实施6次国产卫星在轨交付。”梁小虹说。
 
中国最近的一次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任务是2013年12月21日中国为玻利维亚发射的通信卫星,玻利维亚总统赴现场观看发射,这是玻利维亚拥有的第一颗卫星,属于中国国产卫星。
 
记者查阅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官方网站公布的发射记录发现,1999年以前,中国的国际商业发射项目主要是和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典、日本等发达国家合作。而进入新世纪后,主要合作伙伴则转为发展中国家,如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玻利维亚等国。
 
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美国共和党人考克斯提交了《考克斯报告》,报告中诬陷中国窃取美国导弹和空间应用技术,夸大中国威胁,鼓动加强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自此,美国出台了更为严格的对华高科技出口禁运,美国制造的卫星、航天器或采用美国部件的卫星及航天器都被禁止运往中国,从而使中国失去了国际航天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由于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技术禁运,中国不能发射任何美国卫星或含有美国卫星零部件的他国卫星。”谈及中国航天“走出去”现状,全国政协委员、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姜杰日前在接受中新社记者如是表示。
 
“美国对中国航天技术封锁和制约越来越严重。”对于这个现状,梁小虹同样感到忧心。他呼吁,人类应该和平利用太空,中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不应涉及科技领域,随着中国航天综合实力的增强,未来中西方合作才是应有之路,希望未来中美双方能在一些领域里达成共识。
 
但中国航天“走出去”的步伐并未因外来阻力而放缓。“我们现在正在积极拓展非洲国家市场,正在和有关国家接洽,争取今年有所收获。”梁小虹相信,中国航天未来“走出去”的步伐会逐渐加快。
 
梁小虹向记者介绍了中国航天“走出去”的“法宝”:除了价格具有竞争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航天在开发国际市场时会从合作国发展科技角度着想,为当地培养航天科技人才,且还会帮助当地政府做很多工作,“这为我们的订单增加了砝码”。
 
“中国人向来讲究以和为贵。”梁小虹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上世纪60年代一样,没有自主技术但又迫切需要发展,中国愿意将自己的经验与他国分享,帮助这些国家发展自己的航天科技事业。
 
梁小虹以2014年下半年即将为老挝发射的通讯卫星举例说,这是一个“整星加地面站”的合同,同时中国还为老挝培训了一些科技人员,发射成功后将交由老挝自主管理,得到老挝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一致好评。“这将是老挝拥有的第一颗通讯卫星。”他说。
 
对于目前国际商业卫星发射现状,梁小虹表示,世界主要的卫星制造商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因此美国承揽了世界国际卫星发射业务的70%至80%,而中国的国际商业市场还不到10%。
 
梁小虹最后说,中国航天“走出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的卫星制造能力尚欠发达,扩大国际商业发射市场需要火箭和卫星技术同时有竞争力才行,缺一不可。”(原标题:《对话航天人:中国航天“走出去”在困境中前行》)
 
相关专题:2014两会科教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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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4年,中科院的5个卓越创新中心相继成立。1月15日,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揭牌;1月20日,脑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揭牌;1月21日,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在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揭牌;同日,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卓越创新中心在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揭牌;1月22日,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揭牌。
 
“去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科院时提出,中科院要做到‘四个率先’: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我理解这是对中科院更好地发挥国家科研机构应有作用的期待与信任。为此,我院决定实施卓越创新中心建设计划,贯彻落实‘四个率先’的要求。”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近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2011年,中科院正式启动实施了“创新2020”规划,随后,瞄准事关我国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部署了一批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白春礼说,从目前中科院的整体发展看,距离实现科技跨越发展、建成国际一流科研机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同时也应看到,我们有的研究领域方向已经居于国内领先,在国际科技界也占据一席之地,具备冲击国际一流的实力和条件。“建设卓越创新中心的载体是先导专项、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任务。这样做就是要遴选和培育一批研究单元,进一步凝神聚力,添柴加薪,尽快建设成卓越的科技创新平台,实现从跟踪模仿向原始创新的战略转变。”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中科院党组提出了“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一三五”(一个定位、三个重点突破、五个培育方向)规划,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三位一体”等一系列发展思路和战略,并于去年5月对院机关科研管理机构进行了改革,以进一步理顺关系、强化协同、提高效能。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中科院正在有针对性地提出并落实深化改革的举措。
 
“建设卓越创新中心正是科研体制改革的试验田。”白春礼指出,“卓越创新中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探索跨所、跨学科协同创新的重大创新活动新机制、新模式,组合使用资源、政策和管理等手段和工具,营造最具吸引力的创新微环境。”
 
此外,卓越创新中心还兼具“重大成果的发源地”与“杰出人才的聚集地”的功能,即聚焦重要前沿领域方向,长期持续攻关,不断取得重大创新突破,不断形成集群优势;凝聚并稳定支持最具创新活力的优秀人才和团队,不断造就科技领军人才和尖子人才。
 
白春礼说,以“四个率先”为统领建设一批卓越创新中心,就是希望其成为中科院最具代表性的学术高地,达到国内同领域领先地位,成为同领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的世界级研究中心,在事关我国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成为领跑者,在可能发生新科技革命的新兴交叉前沿方向上成为开拓者。
 
1月15日,白春礼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亲自为新成立的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揭牌。该中心主要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主要参与单位有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中心以中科院在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领域已取得的领先优势为基础,通过机制体制改革,凝聚院内该领域最优秀的科学家团队,用5—10年时间,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人才培养和聚集高地、科研高地和技术积累高地,取得一批原创性的重大科学成果和关键技术突破,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我国抢占制高点并赢得主动权作出重大贡献,成为先进科学思想和前沿研究方向的开创者、新一轮量子科技革命的引领者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摇篮。目前,该中心已取得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原始创新成果,使得量子信息技术成为我国极具特色的优势研究领域。
 
“为了保证卓越创新中心的建设,中科院做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制度安排,给予倾斜政策和激励措施。”白春礼说,首先中科院赋予卓越创新中心必要的科研管理自主权,包括:科研活动组织管理改革试验权、具体研究方向设置的调整权、课题与经费的调控权、人员管理自主权、工作绩效激励权。允许卓越创新中心根据各自特点,结合承担的重大科技任务,设计科学可行的治理结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
 
其次是加大对优秀人才的支持力度。在卓越创新中心试行“中科院特聘研究员”计划。其中,“特聘杰出研究员”重点支持中科院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代表国家一流水平、主持重大科研任务、具有领军才能、取得重大成果产出的领军人才。“特聘青年研究员”重点支持中科院具有很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质的不超过45岁的青年拔尖人才。
 
第三是给予个性化的政策支持。为解决人员经费不足的突出矛盾,按照卓越创新中心全时核心骨干人员的规模,给予人员激励经费。在整合现有资源、盘活存量资源的基础上,根据卓越创新中心需求,通过人才计划、条件平台等现有各类渠道予以倾斜支持。
 
第四是严格评估、动态调整。对卓越创新中心实行周期性评估,以独立第三方专家、国际评估为主。每2—3年进行以诊断评估为主要内容的中期检查。每5年进行综合评估,评估合格的继续支持,评估不合格的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予以摘牌。
 
白春礼特别指出,卓越创新中心不只是中科院的中心,要加大开放力度,开放平台,与高校、企业和其他创新单元协同创新,促进我国科研事业跨越发展。他强调,建设卓越创新中心是一项新课题,中科院将充分发扬首创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务实创新、开拓进取,通过建设中心,带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改革创新,早日实现科技跨越发展、建成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原标题:《发扬首创精神,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访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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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科技成果不行,创新性、独创性、实用性、成熟度都不行,出发点是为了写论文,而不是为了走市场;第二个,过分考虑成果属于谁,就像鸭子还没弄到手,就考虑怎么烤着吃。”
 
中科院院士、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委员,常会遇到来高校求项目却空手而归的企业。在遗憾的同时,他也坦陈:“我们高校诞生了太多无用的成果。”
 
在研究了一个个成果转化的失败案例后,他得出结论,“科技成果转化难,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
 
“我们现在对科技成果的认定就是错误的。什么叫科技成果?就是除了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成果,就是市场决定的应用性成果。这种成果,市场觉得你有用,那才叫科技成果;为了评职称、写论文,那就不是,它对市场没用。”在王光谦眼中,真正的科研成果应该是能够转化的,也就是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成果。
 
实践中,他发现这样的成果太少了,“我看,只有百分之几的量,个位数。”
 
“科技成果转化不是简单地买卖,企业期望成果像洗衣粉配方一样,他一手交钱,我一手交配方就是了。但大部分成果不那么简单,双方应面向市场培育一个新的想法,在实验中慢慢放大,最后才有实用的产品。”
 
在“伪命题”之外,王光谦还有个“真困惑”。他谈到了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的例子。“一般专利收益2/3分配给发明人,超过30万美元的按1/3比例归发明人所有。”这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关于《知识产权的管理条例》的规定,它代表了部分国外科研机构对成果转化的态度——给予发明人丰厚的物质报酬,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
 
在他看来,国外重视成果转化,有一套成熟的利益分配机制,“我们的成果转化过分强调成果为单位所有,科技人员不能拿去赚钱;其实,单位占有还是个人占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转出去,然后获利。说清楚这个钱怎么赚,而不是大家扯皮。课题组内部的扯皮分配不均,单位分配不均,这样的话就不好转化了。”
 
(科技日报北京3月6日电) (原标题《“科技成果转化难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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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瑾生前照片

  华声在线3月6日讯 3月2日晚,一辆宝马车缓缓开入怀化学院,一名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下车走入女生宿舍……不久,该学院音乐舞蹈系的一名女生倒在血泊中,身中17刀当场身亡。此案发生后,引起网友强烈关注,不少“网络大V”纷纷发帖,点击、转载超过10万次。

  今日上午,怀化鹤城区警方通报了案情,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被刑拘。 read more

 

袁隆平 本报记者蒋丽梅摄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近日公布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名单,名单包括278个组织和个人,现年84岁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榜上有名。其他引人注目的候选者还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棱镜门”主角斯诺登、教皇方济各等。
 
被挪威中间党议员提名
 
袁隆平和印度遗传学家斯瓦米纳坦因为对亚洲的粮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而被挪威中间党议员特鲁维·威度提名。早在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评委就曾表示,希望扩大和平奖的评选范围。
 
此间媒体认为,继环保、金融和社会工作对于推动世界和平的作用被认可后,袁隆平被提名表明生物技术推动世界和平也受到关注。也有挪威媒体评论称,这是奥斯陆为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而做出的一个友好举动。
 
袁隆平:“我没有那个奢望”
 
昨天,记者就此联系上了正在海南进行科研工作的袁隆平院士。袁隆平说,自己并不知道此事,并表示自己“没有那个奢望”。
 
袁隆平被尊称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正是在他和他团队的努力下,亚洲水稻的产量由亩产300公斤提高到900公斤以上,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目前中国种植的一多半水稻都是由袁隆平开发的杂交品种,他的杂交水稻技术已经被推广到全球20多个国家。
 
获奖者将于10月宣布
 
诺贝尔研究所所长伦德斯塔德表示,近年来获和平奖提名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
 
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相对容易,包括国会议员、部长、大学教授和前得主等相关人士都可参与提名,所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认为,被提名并不意味着被认可。通常,这些提名者将经过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几轮挑选和评估,最终于当年10月宣布获奖者。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中国作家莫言也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综合湖南卫视、《环球时报》
 
□相关链接
 
诺贝尔奖奖金约合113万美元
 
诺贝尔奖以瑞典著名的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的部分遗产(3100万瑞典克朗)作为基金创立的。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五个奖项,以基金每年的利息或投资收益授予前一年世界上在这些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1901年首次颁发,包括金质奖章、证书和奖金。
 
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在成立300周年之际,捐出大额资金给诺贝尔基金,增设“瑞典国家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1969年首次颁发,人们习惯上称这个额外的奖项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奖金数视基金会收入而定,诺贝尔基金会各委员会主管将2012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奖金额设定为800万瑞典克朗(约合113万美元)。(原标题:《袁隆平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表示“不知道,没那奢望”》) read more

  

  联组会后,媒体争相采访万钢。

  3月7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与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环保部副部长翟青、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张玉清一同来到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科技、科协界别联组会议,与委员们联系实际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并听取委员发言和意见。

  蒋耀平、尹卓、王小康、钱天林、朱星、王晶、朱共山、何维、万建民、柳崇禧等委员分别就发展电子商务、制定和实施反恐法、治理大气污染、理顺科教关系、促进新能源发展、发展农业科技等问题发言,畅谈体会和建议。万钢认真听取和记录并讲话。他首先感谢各位委员的踊跃发言和参政议政。他指出,去年以来,全国政协的工作方法有很多创新,设立了副主席联系各界别制度,定期举行双周协商座谈会。他希望各委员积极参政议政,提供宝贵意见。 read more

    原卫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黄洁夫3月6日透露,目前我国每百万人中有0.5人自愿捐献器官,达到每百万人2人时,将能满足临床需要。

  黄洁夫是我国器官移植方面的权威专家,也是3月1日刚刚成立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该委员会将全面负责开展我国规范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相关工作。

  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在我国是新兴事物,2010年开展捐献试点,去年才真正开始器官捐献。黄洁夫表示:“随着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的成立,我国将会建立世界最好的器官捐献移植管理体系。”此前,他还透露,《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已进入立法程序。 read more

  

    “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真有人直接写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三八”妇女节前夕,中科院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协常委方新代表面对数百位清华大学学生再次谈起自己关注的女性科技人才成长话题。3月7日,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美丽人生·中国梦”女科学家走进清华大学报告会举行,包括方新在内的四位女科技工作者走进清华。 read more

 

  导语:《福布斯》杂志网络版近期刊文,介绍了多名科技行业的成功女性,并邀请她们为女性在科技行业的发展提供建议。

  以下为文章全文:

  几个月前,《大西洋月刊》刊登题为《数据证明:科技行业需要更多女性》的文章称,尽管女性占据了美国58%的工作岗位,但在计算机行业,这一数字仅为25%。在2012年“财富250强”公司的首席信息官中,只有20%是女性。这一不平衡很可能并非暂时性的,未来的情况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数据显示,女性获得计算机本科学位的比例已从1985年时的37%下降至2010年时的18%。 read more

 
3月8日上午9时,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多名政协委员作大会发言。致公党湖北省副主委、中科院水生所副所长徐旭东作了《让我们的文明古国成为科学思想的发源地》的发言。
 
徐旭东:
 
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往往基于重大科学发现。这个规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以来就已形成。中国如果要成为领跑未来新技术革命的国家,就应该努力成为科学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中国曾有过“四大发明”,但那时的技术进步基本不需要科学。科学揭示的是事物的原理、本质和规律,而技术发展出的是装备、工具和工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在十九世纪时技术全面落后于西方,主要是因为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但没有追究磁力的本质,更没有意识到磁场中的运动能够产生电力;中国人记述了石油的燃烧,但没有追究石油的成分,也不可能分馏出汽油柴油,发明内燃机。今天,中国每年专利申请数已居世界第一,却仍然很少有重大科学发现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此我有几点认识和建议。
 
第一,中国科学蓄势待发。科学研究需要人才、资金、基础,受到综合国力和文化传统的制约,中国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发展现代科学必然需要长期的积累和转变。经过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中国科学正处于从学习、跟踪向创造、引领转变之中,已积聚了较好的基础,形成了创新的自信。日本从1868年开始学习欧美科学技术,推行工业化,到1949年首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经历了80年的时间。我国真正开始工业化进程只能从结束战争的1949年算起,至今65年。
 
第二,科学精神必不可少。科学精神是培养杰出科学家和产生重大科学发现的土壤。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这种精神,就难以结出科学思想和发明创意的硕果。科学精神的核心是理性、求真、创新。当这种精神渗入民众的思想行为,它带给整个国家的滋养将远远超出科学领域。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科学家也更易于形成追求真理的价值观和独立、坚毅的人格。学校教育是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培养和传承这种精神的重要载体。教育的改革既是培养大批合格公民的需要,也是培养科学大师的需要。
 
第三,原始创新是更高目标。当前我国科学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开拓新领域、提出新概念、发现新原理的原始创新。这类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是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贡献的重要体现。为此,国家各类科学基金、人才计划和学术荣誉应该向原始创新倾斜,把原创性作为比刊物影响和研究积累程度等等指标更高一级的评价依据,鼓励青年科学家以探究新领域、提出新问题作为科学生涯的开始,持之以恒地寻求实质性的突破。
 
第四,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体系适用于技术而不适用于科学。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密切相关,却是不同类型的创造性活动(一些场合使用的“应用科学”一词与“技术”相重叠,不在本文“科学”一词包含的范围)。“两张皮”的问题主要指的是技术研发和生产实际之间的问题,而不应误导为科学发现和生产实际之间的问题。技术成果如果仅仅停留于论文或专利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不能反过来认为所有科学思想和发现都应立竿见影催生生产力,不然就斥之为“两张皮”。无论是万有引力定律、电磁波理论还是质能方程,它们的发现者都不知道这些理论跟GDP有何关系。但是没有万有引力定律就无法发展航天技术;没有电磁波理论就不可能发展出无线通讯;没有质能方程人类也不可能开发核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体系主要适用于技术研发,把科学研究一概纳入这一体系将阻碍中国成为科学强国。
 
第五,加强经费管理,也要继续加强经费投入。在科学技术领域出现过经费的不当使用,但这不是投入的错误,而是管理没有跟上的错误。这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的问题,不能因此认为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已经过剩。经费的投入是任何其他措施都不能代替的恒久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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